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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十一月17

每种文明心中都曾有个哈里发

每当IS有什么新的罪行发生时,我们总是倾向于发表一些非常有总结性的高论,诸如:IS的暴力偏好与伊斯兰教是如何的相关,IS的政教合一狂想更是与伊斯兰教的历史脱不了干系。

以上的高论未必就错到哪里去了。充其量,他们只是把伊斯兰教给大大特殊化了。比如宗教暴力问题,虽然这并不是今天谈论的重点,我们只需不要遗忘西欧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中恐怖的火刑柱,无脑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改革期间连轴转的宗教战争。从历史上看,基督教绝不是一个多么和平的宗教,只是,有一个叫现代化或是世俗化的东西让它变得像今天一样温良恭俭让,仿佛与《旧约》中那个金刚怒目的上帝彻底划清了界限。

而政教合一呢?的确,在IS的政治(宗教)神话中,他们的首领是传说中政教合一的“哈里发”,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至高无上的领袖,将率领全球穆斯林向邪恶的西方异教徒发动“圣战”。

对于伊斯兰教的历史来说,“哈里发”的重要意义可能相当于尧舜禹之于中国文化。先知穆罕穆德去世之后,穆斯林最缅怀的时代可能就是“四大哈里发”了,他们集政治、军事、宗教权力于一身,创造了辉煌且正统的伊斯兰盛世。而之后那些充满争议的后继哈里发,在伊斯兰世界仍然享有最高的政教权威的地位,或可这么说,即使哈里发们在某些时代的现实政治中遭遇了边缘化,但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在伊斯兰世界仍然是与日本天皇一般的最高存在。

在哈里发的后期时段中,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占据了这一神圣的称号,这自然是一种宣示: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应该臣属于一个帝国,全体穆斯林都应该服从于同一个领袖,一个宗教,一个帝国, 一个领袖。

哈里发的世界终结于1924年。那一年,伟大的凯末尔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其中一个逻辑是,只有挥别这一政教合一的图腾,作为民族国家的土耳其才能拥抱政教分离,走上世俗化的道路。

可以说,哈里发情结深植于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记忆当中。对此,IS显然了然于心,而在实践中更是复辟了这一消失上百年的政教合一称谓,这一伊斯兰世界“共主”的念想可能也的确唤醒了一些民众的历史记忆。 不过,正如一开始所述的伊斯兰教与暴力的关系一样,“哈里发”尽管是一个伊斯兰名词,政教合一在现代语境中尽管听起来那么伊斯兰,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哈里发”模式曾是许多宗教甚至大多数文明都曾畅想过实践过的一种政治形态。“哈里发”曾是各大文明所共享的“普世价值”,只是,当现实给了哈里发理想无情的教训过后,大多数文明从此都敬而远之,将“哈里发”留在了现代世界的门槛之前。

在现代将政教分离视为神圣政治原则的西方,在前现代显然不是如此。在西方的政治理想中,“哲人王”是一个“理想国”中的政治家形象,所谓“哲人王”,就是一边可以在理念上引导国家,制定价值观与伦理准则,一边又可以行使政治领袖的功能。柏拉图说的很美好,但若往深里考量,这不就是希腊版的“哈里发”么,区别只是,他用宗教规训国家,你用哲学引导国家。

再看看基督教。在《旧约》中,以色列王国那些伟大的国王,诸如大卫王和所罗门王等,身上无不带有哈里发式政教合一的痕迹,他们一边雄才大略的治理国家,一边虔诚的守护者上帝的恩宠,还有比“上帝爱我”更大的一种教权么?

在基督教的“真实”历史中,的确没有政教合一的明显例证。但对于充斥着教权与王权的激烈争斗的中世纪而言,尽管看起来“政教”两权是分离的,历代的教皇的政治理想难道不是用教权引领王权嘛?一旦教权彻底压倒了王权,原教旨意义上的“基督教普世帝国”成为现实,那么这又与政教合一有什么区别,教皇又与“哈里发”有什么本质分别?

这对西方世界绝对是一个幸运,历代教皇的政治梦想始终未曾实现,即使如格里高利七世这样的政治强人也仅仅是接近了“哈里发”而已。这样说或许也不算严密,至少在意大利统一之前的“教皇国”,以及当下的梵蒂冈,教皇的确在享受着政教合一的神话乐趣。

(资料图:梵蒂冈)

但另外一方面,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王权”却也在觊觎着教权,梦想着“合一”。从某种程度上,亨利八世通过宗教改革将自己树为英国教会的最高宗教领袖,难道不是一种“哈里发”式的政教合一么?英国的幸运仅仅在于,王权在议会的压力之下逐渐贬值,教权在世俗化的压力下也逐渐泯然众生,礼仪化的“政教合一”将英王变得更像一个大祭司。

但在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以及之后的俄罗斯帝国身上,政教合一却无限接近于一个现实。确信基督教是立国之本的拜占庭皇帝身兼帝国宗教领袖,教皇的前身——罗马主教也曾听命于皇帝,而拜占庭教会始终匍匐于皇帝的脚下。自命继承了拜占庭帝国政统的俄国沙皇更是政教合一的典型,罗曼诺夫家族从来就是东正教的领袖与最高保护者。在沙皇心中,他们的帝国就是那个政教合一的“第三罗马”。

在东方文明的视野中,政教合一也远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东西。在日本天皇的历史上,即使在最落魄的时代,神道教的教权(祭祀)一直掌握在手中,只不过“合一”的症结永远在政权旁落之上。不过,在理论上,日本天皇绝对是“哈里发”式的存在,只是政权“委托”给幕府罢了。

对于西藏文明而言,政教合一则不是什么理念,而是上千年来一直遵行的政治实践。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达赖一直是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

在中国历史上,最正宗的“政教合一”政权出现在三国时代的汉中。尽管在《三国演义》中,第三代“张天师”张鲁看起来脑子不太灵光,但在历史中它绝对就是那个雄踞汉中三十年的哈里发。天师家族最神奇的是,尽管哈里发只做了三十年,但教主却做了两千年,被视为道教的最高领袖。直到今天,张天师家族仍然被承认为道教正一派的正统所在。

如果充分体谅拜上帝会不那么严密的宗教理论体系的话,天平天国也可以看作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权。洪秀全不仅是政权的天王,还自称上帝的二儿子,比哈里发还哈里发。因此,当杨秀清试图通过“上帝附体”僭越洪秀全的教权之时,这显然挑战了洪秀全的最终权力来源。

但无论是张鲁还是洪秀全,他们都没有实现全国性质的哈里发政权,更重要的是,他们各自的教义都没有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所以,他们都只是“伪哈里发”。

现代以前,尽管在现实中,中国从未有正宗的哈里发政权。但在理念上,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对此却有着知音一般的认同。对于中国帝制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儒家一直有着所谓“治道合一”的理想,这个“道”就是西方语境中的教。在儒家的道统传说中,从尧舜禹到商汤,再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道统”的持有者都是古代圣王,他们既是政治上的领袖,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导师,他们就是“哈里发”。

还好,上述都只是传说,中国人民很可能从未享受到上述哈里发的福泽。更重要的是,在周公之后,儒家意义上的“政教”被迫“分离”了,连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无法成为哈里发,这对于儒家似乎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然而,传说即使不可考,一旦为现实知悉就会成为现实中的一股巨大真实力量。就如基督教中的“弥赛亚”传说一样,后世不断有自命不凡的人物试图在现实中拷贝神话中的光荣。在“内圣外王”这样的自我期许之下,如乾隆这样的超级帝王早已不满足于皇权的政治光环,力图成为儒家理想中的“君师合一”,成为大清盛世中的哈里发,一手政权,一手教权。当然,乾隆肯定不会将自己与王莽列为同一种人,而事实是,王莽就是那个失败的儒家哈里发,他是如此虔诚的相信儒家经典的一贯正确,以至于他会在现实政治中像一个真正的原教旨主义者那样,令人惊叹的依照经典全盘重组整个帝国,然后再没有意外的,毁灭了帝国。一个真正的哈里发,就是应当有着王莽这般的天真与邪恶,热爱经典(主义)胜过吾土吾民。

虽然我不是什么政治正确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但我的确并不认为各种文明、各种宗教之间有什么本质上的高低之分,更准确的说,是处于初始阶段的文明和宗教。前现代的基督教、中国传统文明在暴力行为上,在政教合一问题上,在女性与社会的关系上,在几乎所谓有违现代文明标准的各个领域中,都有着各自劣迹般般的记录。但就像我们已知悉的是,西医之所以被认为超越中医,并不是什么西方有着比中国更悠久更优越的医疗传统,而仅仅在于,西医早已率先进入了“现代”,与其说西医的优越性,更不如说现代医学的优越性。

同样是这个逻辑,当我们在谈论基督教或者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观念的种种契合,或是如何的人道之时,背后的原因往往可能只是:在原教旨意义上令现代文明人无法容忍的基督教率先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改造”,成为了现代文明的一部分。我更想将“改造”一词换成更冷酷的“规训”,西方文明(基督教)中的宗教裁判所,以及其他无法带入现代文明中的中世纪残留,已经被“规训”或是无情的消灭掉。再比如,中国传统文明中的殉葬、裹小脚、童养媳、浸猪笼等等,那些已经消失或是有待消失的,都不必用什么文化相对主义的“温情”视之,更不必有什么“同情之理解”,有些东西注定只能属于前现代,现代文明没有他们的任何位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外部世界还是伊斯兰世界,都不必纠结于宗教教义的本质如何,更不必自鸣得意的吹嘘本方文明的传统优越性。伊斯兰世界最需要做的就是,告别前现代,告别中世纪。请真诚的相信,每种文明都可以在现代文明的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而最可怕的是,已经消失了上百年的哈里发,已经被证明不容于这个时代的那些东西,竟然又复活了。谁都可以是下一个铁腕的凯末尔,无论他是否来自伊斯兰世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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