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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十一月11

一言难尽的“娃崽”们 —— 太平军干爹知多少

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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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是个战乱频仍的年代,“乱世多义儿”,把脑袋掖裤袋上的军人们过着刀口舔血的生涯,广收有潜质的男孩当义子,好为自己抢地盘、抢财物,保家保命多拢几个帮手,而相对处于弱势的义子们,则通过认干爹,在乱世寻得一棵可倚傍的大树,小则安身立命,大则搏个锦衣玉食的好出身,总强似辗转沟壑,生死不能自由。

正因如此,乱世军头,养一堆干儿子的,自古不乏其例。如越王勾践,麾下有“君子之士”六千人;隋末土豪高开道,有养子数百;唐初刑部尚书张亮,有养子五百;晚唐诸侯田承嗣,有号称“外宅男”的义子六百;前蜀开国君主王建,号称有儿子一百三十九个,其实干儿子就有一百三十个,亲生的不过其中的零头而已。

 
可春秋战国也好,隋唐、五代也罢,这些乱世里广收义子的,大抵是到了一定级别的将领、军阀,一般将士则少有这样的事例,更不会收很多。

太平天国却是个绝对的例外:这个马背上的国家自开国至覆亡,上至王爵,下至普通官兵,几乎普遍感染了被他们自己称作“带娃崽”的收干儿子癖好。

早在癸好三年(1853年)初、太平天国尚未定都南京时成书的陈徽言《武昌纪事》里,就记述了太平军各营普遍“带娃崽”的事。等到了南京,相关记载就更多了,如《金陵杂记》中说太平军在天京城里寻找适合当义子义弟的男孩子,“初尚见面即带,继则挨馆搜求”,《金陵癸甲纪事略》中则称“贼最爱童子”“幼童则抢去为假子”。湘军情报总汇、以记述翔实著称的《贼情汇纂》说“其视童子为至宝”,并专门为所谓“童子兵”在书中立一门类,可见其风气之盛。

太平军中等级森严,大到轿子规格、服装颜色,小到每顿能分几斤肉,都要按级别划线,低于一定级别就敬谢不敏。而“带娃崽”却是贵贱通例,长幼咸宜的“大众性文体活动”,《金陵杂记》中说,初入南京城的太平军“自伪丞相至伪卒长、圣兵”都允许“带娃崽”,此时太平天国尚无侯爵,丞相“官居极品”,只比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位王爵地位低,而圣兵就是太平军中级别最低的小兵,连官都不算,“上至卒长、下至圣兵”都允许“带娃崽”,等于说只要是太平天国的“官人”,就都有这个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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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符合“带娃崽门槛”的太平军人实在太多,民间的男童才会“供不应求”。

《贼情汇纂》说只要太平军占领或经过的城镇乡村,“避匿不及,举富贵贫贱之家,钝敏妍媸童子悉一网打尽”,《金陵杂记》中则说,1853年太平军进入天京城后不久,城里男孩“由十六、七以至十一、二岁者,无不被其掳尽”。这些描述尽管多有夸诞,但众口一词,绝非偶然。太平天国曾由顶天侯秦日纲领衔颁布了六十二条刑律,其中赫然有“凡我们兄弟在乡村驻扎,不得强带他人子弟作自家子弟,违者斩”,“带娃崽”的问题被列入刑律,可见已是令举国烦恼乃至骚动的“社会性问题”了。

说“带娃崽”而不说“收干儿子”,是因为被“带”的男孩并非都被当作干儿子养,而是分三六九等。不少记载都称,太平军将士会选相貌较好,或有才气特长的男孩子作“公子”,至于其他等而下之的,则用作被称为“打扇”的跟班,或随军使唤的“小把戏”。即便是“公子”,也不一定就是干儿子,由于许多太平军本身也不过十几二十岁,因此收的是义弟,而不是义子。

如果不仅仅用是否是干儿子为标准来衡量太平军中的“带娃崽”风气,则拥有这一习惯的太平军人就更多、范围也更广,不仅诸位王爵府中,多有幼童充当侍从、仆役,就连天王洪秀全也不例外——许多资料记载,为天王本人服务、为数众多的引赞、通赞、侍臣,都是十多岁的未成年男童。

对于太平军的“带娃崽”习惯,把他们当作“叛贼”、视如洪水猛兽的清方文人妙笔生花,作出了许多丰富联想,如让孩童充当“童子军”,用于战场作炮灰等,甚至有人言之凿凿,认为太平军中如此,是将士们被男女分隔的纪律弄得欲壑难填,在无法和眷属团聚的情况下,不得不搜求男童,以供宣泄。

然而大部分严肃的时人记载,包括既要谋求情报准确、又要时刻注意“政治立场”的《贼情汇纂》,都否认了“童子兵”一说,或换言之,他们承认“童子”曾上过战场的,但都视作特例,不承认“长毛贼匪”有成建制训练“童子兵”的事发生。至于“龙阳之癖”容或有之,但太平军用“十天条”等宗教清规戒律和严刑峻法约束将士,尤其中下级将士,同性恋这种不为教义所容、也不为传统道德接受的行为,又如何能如此普及?

且《天父圣旨卷三》记载,天历甲寅四年(1854年)八月廿四日,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废除了男女分居的纪律,“铺排一干弟妹成家”,也就是说,在这天之后直到天京陷落的近10年里,太平天国并不限制夫妻生活,甚至许多记载都显示,太平军即便出兵,有时也允许家眷随营,然而记载后期太平天国事迹的苏州《苏台麋鹿记》,海宁《鳅闻日记》等资料,甚至常州陷落时被英国军官戈登掠走的护王陈坤书部兵册中,也都有“带娃崽”的记载,且比比皆是。

《贼情汇纂》将“带娃崽”视作太平天国培养军官、补充兵员的策略,认为这些未成年人身手矫捷,天真烂漫,办事认真且不怕死,用于战场可收到奇效,“今之童子皆他日剧贼……亦心腹之大患”,李秀成供词里说,谭绍光、郜永宽等后期做到王爵的得力部将,都是他当年做低级军官或小兵,从广西一路走到天京,沿途所收的“娃崽”;许多记载还显示,“娃崽”们在搜查、警戒、执行军纪等方面,都远比成年人认真、严肃,这些记载既有站在太平天国一边称赞这些孩子“赋性纯洁”的,也有站在对立面破口大骂长毛“丧心病狂”的,可见这类现象也的确是实际存在的。

问题是,太平军中“带娃崽”者范围如此之广,且不说那些自始至终默默无闻、地位低下的兵将不可能普遍有“为国育英才”的“思想觉悟”,即便后来飞黄腾达的忠王李秀成,在1853年底以前,也不过是个“为兵”“官小”“懵懵懂懂而来”,随大流往前走的普通人物,又何尝会未雨绸缪地为不可预知的未来,去找一帮“接班人”来培养?

不论前期、后期,各家机载都表明,大部分“娃崽”在军中的生活,不过是“日惟游戏征逐,从未曾练习技勇,讲究韬钤”,而他们中占比例最大的,则是名目不同(从天王的引赞、通赞、侍臣,诸王的仆射,到一般官员的伺、打扇)的“小把戏”,从事的是跟班、仪仗、随侍、拉马、打扇等“礼仪性事务”。

太平天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官的世界”,各级官员编制之冗杂,员额之繁多,几乎创下世界纪录;而这个官的世界,又是个等级鲜明、不同级别待遇悬殊的天地。体现太平天国官员尊卑的经典标志,是仪仗之盛衰,侍从之多寡,而如前所述,这些仪仗、侍从,很大比例是由“娃崽”们来充数的。

按照《贼情汇纂》所引述太平天国法定编制计算,仅前期朝中各级官员的属官,按编制就该有3686460人(后期爵秩泛滥,就更不必说了),这个数字差不多是同期太平军全部战斗兵力的10倍以上,自然绝无可能实现,事实上当时无日不战,连投入战斗的正规军都普遍缺额3/4,何况这些做杂事的闲差?

可在各级太平军官员看来,这些和军政要务无关的闲差非但不是可有可无,而且实在不可或缺——他们从老家不顾生死,一路跟到天京,图的不就是“显耀天朝,永远威风”么?既然成年人有事要做,那么也只好去“带娃崽”,让这些半大孩子凑数,虽然看上去庶几威风不够,有总比没有要强。

至于培养将士、值勤站岗,乃至满足某些见不得人的欲求,反倒是前述“带娃崽”主要用途的附属品——能“一物多用”“一专多能”固然最好,但即便没有,能捧个烟袋锅,在鞍前马后举个洋伞打个扇子,也就凑合了。

正因为对“国家人才建设”实际上无关紧要,在大事上头脑基本不糊涂的杨秀清,才会授意秦日纲在刑律中对“带娃崽”严加限制。可太平天国既无官俸,又无军饷,看似官封累累,实则油水不多,连官袍都得自备,倘在“带娃崽”上管得过死,那些新封大员们过不足官瘾,“革命意志消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正因如此,稍后同样由杨秀清授意属下编纂的《天情道理书》,不仅将“拉马打扇有人”当作“天朝制度优越性”正面炫耀,还把“带娃崽”当作“安老怜幼恤孤”的“社会福利”,提到“东王体天父好生之心,天王胞与之量”的“政策高度”加以赞扬——至于那些“幼”本来有没有父母家庭,是不是心甘情愿先变成“孤”而后被“怜”被“恤”,他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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